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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势效应是我们教育系统遗留的部分产物。在学校里，老师教我们回答问题，而不是重构问题。老师们把这些问题以习题集的形式交给学生——其实更像是塞给学生。『集』字说明了这种方法的弊端所在，即问题是固定的，学生要做的是解决问题，而非改变或质疑它们。

这么晚，还不睡的点个大拇指。

扫地僧º笔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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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又又降价了

如果看“广义债务率”（两项债务之和占表格里四项财政收入总和的比重），天津为最高，达到了530%；其次是北京、重庆、贵州、江苏、浙江、云南、湖南、四川等省市，均超过了300%。

更令人吃惊的是，在广义债务率超过300%的省市区里，既有贵州、云南、湖南等相对落户省区，也有天津、北京、江苏、浙江这样的经济发达省市。

按这个标准，别人说我最善良，就是我最邪恶时；别人说我最邪恶，就是我最善良时。当然我不想把这个标准推荐给别人，但我认为，聪明、达观、多知的人，比之别样的人更堪信任。基于这种信念，我认为我们国家在“废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之后，就丧失了很多机会。

一个人倘若需要从思想中得到快乐，那么他的第一个欲望就是学习。

小破不入渠🌏

放烟花这个事，可能是过去十年里，普通中国人第一次较大规模地，以直面人大决策的形式，参与政治。 与疫情「乙类甲管」基于行政命令不同，禁放烟花有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作为更坚实的法律基础，是全国、地方人大表决通过的。这种情况下去放野炮，是真正的法外狂徒，也是一种更底层的「抗议」。 所以也别说中国人没有政治神经，政府在疫情管控上似乎退了一步，争取民权的步子马上就追上去，要求放炮了。 比较讽刺的是，十年前，中国最后一个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的公共政治议题，是「雾霾」。这个话题酝酿数年，最后在 2013 年初，被柴静…

虽然我不喜欢这种魔幻主义写法，但我坚信一点：权利需要我们主动去争取，不要等待施舍。

放烟花这个事，可能是过去十年里，普通中国人第一次较大规模地，以直面人大决策的形式，参与政治。

与疫情「乙类甲管」基于行政命令不同，禁放烟花有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作为更坚实的法律基础，是全国、地方人大表决通过的。这种情况下去放野炮，是真正的法外狂徒，也是一种更底层的「抗议」。

所以也别说中国人没有政治神经，政府在疫情管控上似乎退了一步，争取民权的步子马上就追上去，要求放炮了。

比较讽刺的是，十年前，中国最后一个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的公共政治议题，是「雾霾」。这个话题酝酿数年，最后在 2013 年初，被柴静的《穹顶之下》纪录片带入全国公众视野，带向高潮。但纪录片很快遭到封杀，也开启了中国人面对政治议题「失语」的十年。

十年后，这里的矛盾不只是放烟花会产生雾霾，对普通人的呼吸系统造成伤害。更在于，当年争取民权的领导，是柴静这样的媒体人，aka 公共知识分子。现在这群人早已集体失声，争取权利的主体，传播方式都开始呈现出平民化的趋势，也不可避免地陷入民粹陷阱。

过去一个月，中国人刚刚经历了一波全民 Covid 感染，呼吸系统正处于一个受损、较脆弱的状态，叠加上大气污染，或许会带来更严重的次生伤害。

这个问题原本和疫情一样，需要社会作为一个整体，理性评估，做出应对。但现在，混乱就是时代主旋律。没有 Paxlovid、没有 mRNA 疫苗，甚至连抗原试剂和布洛芬都缺的中国人，将在充满二氧化硫味道的空气中，死去，活着。